【随笔】回家

回家
飞机降落到地窝堡机场时，夜已过半。
大年初二，天空中没有星星，也看不出阴晴。苍穹是深暗的灰。雪的白，映照着天地间万物。一切，都被笼罩在广阔博大的神光之中。 走下飞机的那一刻，我有些恍惚，映入眼帘的汹涌的白，似乎就是万米高空中那一望无垠的朵朵云彩，起伏有致，唯美浪漫。口鼻中呵出的气，在离开身体的那一刻，就变为白茫茫一团，人走到哪儿，便跟到哪儿；这些跟随，这些围绕，一下让我的心，和故乡对接到了一起。25年了，这样的情景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宝鸡无论下多大的雪，都不曾有过。 我禁不住潸然泪下，一颗一颗的泪珠，紧紧地趴在冰冷的脸颊上，就像幼小的娇儿俯在母亲怀里。刺骨的寒风吹过泪痕，深深的疼，弥漫到了全身。或许，这是故乡对我这个久不归家的游子所给予的小小惩罚。 站在马路边等车，黑夜里，我仍然能看到一股风，顺着航站楼高高的屋顶直冲下来。这股风，是家乡的风，是冰冷的风，也是温暖的风，它亲热的和我厚厚的外套纠缠在一起。这股风，呼呼地拍打着我的身体，就像多年不见的好友，猛然相见而互拍对方的胸膛；这股风，甚至想深刻地穿透我的衣物，直接抚摸我的皮肤；而我的毛孔，在下飞机的那一刻，就因彻彻底底的放松而张开着。我想打个喷嚏，咧开嘴，却发出了声：“总算到家了！” 这块坚硬的土地，在我的双脚下发出咚咚的喧响，似乎在告诉那个叫做家的地方我回来的讯息。这一夜，我睡得安稳而踏实，因为我知道，家已在不远处，和亲人们一起，等着我了。 早起，刚到机场客运站，弟弟打来了电话，仔细告诉我们乘车的路线。的确，自07年夏天回过一次家，这十年间，一定又有很多新的事物发生。真的需要把故乡的路，仔细地探究梳理一番。 弟弟的家，在昌吉和石河子之间一个叫乐土驿的小镇上。母亲在父亲去世后，便跟随弟弟一家生活。母亲在哪，家就在哪，参加弟弟的婚礼时，我就牢牢记住了弟弟新家的位置。 上车后，就告诉了司机自己下车的地点，但车一过昌吉，我还是直盯盯地望着窗外，怕专心致志开车的司机忘记了我的告知，错过我要下车的路口。
我的担心不无道理，没有到过新疆的人，是体会不到新疆的司机是如何开车的，尽管车下是被碾压的硬邦邦的冰溜子，对口里的人来说，真是应了如履薄冰这句话，而新疆的司机却依旧把车开得飞快；或许是新疆的路况好，马路总是修得宽宽展展，很少堵车；也或许是新疆司机豪迈的性格所造成的。 车窗外，路两旁高高的白杨树灰白色的树身飞驰而过，我努力地打开记忆，寻找着曾带给自己的那些美好。灰色的天空很低；我的心紧张起来，或许正是应了近乡情怯的那句话吧。 已望见镇上零零星星的房屋建筑，车却靠边停下接受进镇安检。一查，还真有问题。坐在最后排一女两男的少数民族乘客，竟然没带身份证。 “下车接受检查！”核枪实弹的安检军人严肃地对他们说。车里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。 大家坐在车里，谁都不敢说话。某个人焦急的眼神偶尔和别的乘客对视上一眼，，立即惊恐地瞅向别处。十分钟过去了，二十分钟过去了，所有的乘客都乖乖地坐在车里等了又等，不敢下车，只是最大限度地探起身子，朝车窗外望了又望。
四十分钟后，那一女两男，总算从路旁安检站的军用帐篷里走了出来。当司机发动油门的嗡嗡声在车厢里响起的时候，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去。 透过模糊的车窗玻璃，不用仔细辨认，在左前方还很远的路口，我一眼就认出了母亲。虽然已经快七十岁了，母亲还是站得笔直。弟弟在她的身旁。两个人的头，都转向我们车来的方向，望着来来往往的车流，仔细辨识着我们到底坐在哪辆车里。 下了车，还没站稳，母亲就一溜小跑过来，拉住了我们的手。我和妹妹异口同声地喊了声：“老娘！”母亲用她粗糙的大手，把我和妹妹的手，又往她的怀里拉了拉，我们更紧地围在母亲的身边。 不知母亲在路口等了我们多久，母亲的手冰凉，我和妹妹一边一个，紧紧攥着暖着母亲的手。 弟弟接过拉杆箱：“走，回家去！”弟弟的声音一点儿都没变，只是面容苍老了许多。 推门进家，客厅的饭桌上摆满了菜，还在厨房忙活的弟媳闻声出来招呼：“洗手吃饭吧。”寡言的弟媳眼睛里闪着亲切的光。 “都这会子了，饿坏了吧？”母亲边说边去给我们打洗脸水。 已经下午一点多了，肚子真饿了。妹妹却不急着吃饭：“先照相，先照相，先炫下朋友圈呀！”已经十三年没回过家的妹妹兴奋地说。 母亲却不见了身影。妹妹高声大腔地喊上了：“老娘，老娘！”母亲推门进来，手里抱着几双布鞋：“看看老娘给你们做的鞋子，漂亮不？” 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08年底，母亲来宝鸡，虽然知道母亲的视力不是太好，但为了让母亲在我上班后她一人在家不孤单不着急，我谎称自己最喜欢穿她做的手工布鞋。快十年了，母亲还记着我说的话。 我赶忙接过母亲怀里的鞋，脱下自己的皮靴，把带着母亲体温的布鞋套在脚上。或许一路奔波劳累，我的两只脚一下轻松了许多，似乎卸掉了两只大沙袋。“好看好看！”妹妹边说边不失时机地拿出手机，对着我的脚一阵猛拍。 “先吃饭，先吃饭，饿坏了吧？”母亲重复着刚说过的话。 满满一桌子菜，我和妹妹却同时把筷子伸向油炸麻叶子。我们笑起来，妹妹也一定和我一样，思绪又回到小时候过年，奶奶和母亲总是上油锅炸很多吃的，而两大柳条筐麻叶子，总是最早被我们三个娃娃吃得一干二净。 “这个是牛肉炸的，你们尝尝老娘的新手艺。”母亲对我和妹妹说。“还有这个羊肉，嫩得很，你弟前天专门去市场给你们买的。”母亲的话音未落，弟媳端着热气腾腾的一大盆吃的进了客厅：“大盘鸡来了。”我们手忙脚乱，赶忙把桌上的菜盘摞起，腾出中间的地方。 这是我婚后二十五年来，首次回故乡过年吃的第一顿饭。母亲巴不得把这满桌的食物都让我们吃下去。这些食物，分明是母亲对我们满满的爱。我和妹妹接收到了这些爱，我们的肠胃却无法接受这么多的食物。 我和妹妹不停地说：“做的太多了，做的太多了。” 母亲也不停地说：“你们吃得太少了，你们吃得太少了。” 我也糊涂起来，或许真的是自己吃的太少了。小时候过年，家里做再多好吃的，也总是吃不够。 吃完饭，母亲就催我们去午休。在自己小家很少洗碗的我，执意去厨房洗碗。哪怕只是一次，我也想盆碟碗筷地洗一次，弥补一下多年来对母亲的亏欠。 推开母亲的房门，母亲早已为我们铺好了床，被面上大红的花，一朵一朵温暖地开在母亲的床上。 勤劳了大半生的母亲，还是保持着早起的习惯。做好了早饭，看我们还睡着，就去厨房把饭重新热上，然后噔噔噔地跑过来，轻轻推开房门，探进脑袋，朝床上望一眼，看我们还睡着，又怕热饭的蒸水烧干，便噔噔噔地又跑回厨房，往锅里加半瓢水。母亲加了一遍又一遍的水，却并不催促我们起床。 我和妹妹假装睡着了，看母亲来来回回在厨房和卧室之间奔走。 “老娘的精神头真足啊！”妹妹悄声说道。“这是咱们做子女的福气。”我转过头，朝门口望了一眼。 我和妹妹就像两头小猪娃，懒懒地赖在母亲的床上。冬日的阳光，顺着后窗，照在被子上，花儿们似乎喧闹起来，开得更艳丽了。感觉又回到了小时候。 我们几乎每天都赖床到中午，偶尔母亲推门进来，看我们醒着，竟会对我们说：“我把早饭端过来，你们在床上吃吧！”听到母亲这句话，我和妹妹只好从床上爬起来，乖乖去吃饭。 进出母亲的房间，都可以看见放在门边的缝纫机。机身上咖啡色的漆还在，上面却已被镀了一层旧时光，这些时光，顺着记忆的缝隙，轻手轻脚走进母亲的房间，又温温软软走进我的思绪。 每到冬天，母亲农闲下来，我们也放假在家，最喜欢听母亲踏缝纫机的声音，那一刻的母亲，应该是最温柔的；厚厚的嘴唇，紧紧地抿着，不说一句话；平时笔挺的身子，这时微微前倾在缝纫机上，专心致志给家人做东西。 一家六口人，大到罩衣、罩裤，小到鞋子、鞋垫，都是母亲在缝纫机上一针一线做出来的。小时候并没有疑问，觉得母亲会做这些是天经地义的事。自己成了家，经过数次的尝试，才知道要做好这些需要非常大的努力。 多想再听一听母亲踩缝纫机的声音啊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可是我知道，如今这台缝纫机，只是一个摆设了，母亲老了，已经无法再使用它。 从142团搬到乐土驿时，母亲曾犹豫，要不要把缝纫机卖掉。母亲告诉我，她站在空空荡荡的院子里，房门大开，野蛮的风随意进入。这个曾经有那么多温暖的地方，如今被轻飘飘的空气霸占了，母亲有些懵了，母亲不知道该给谁说这些话：“你们曾爬上爬下的布沙发没有了；冬天腌菜的那口大缸没有了；曾一次驮着你们三个娃娃的自行车没有了；踮着小脚把你们带大的祖母没有了；忍着胃痛养大你们的父亲没有了。” 我似乎看见当时的母亲，身子一点点一点点地矮下去。母亲站在那里，闭上了眼睛，喃喃自语了好久。 母亲第一次这么小声地说话，只有她脚边的风听到母亲说了些什么；这些风，会吹过奈何桥去，告诉在天堂的祖母和父亲吗？这些风，会翻越天山，吹到渭水河边的小城宝鸡吗？ 母亲熬了汤，不知道用慢火熬了多久，只是我进厨房的时候，满处都是浓浓的香味儿。 我禁不住诱惑，掀开锅盖，灰白色的汤咕咕嘟嘟地滚着，四周飘着一圈厚厚黄黄的油皮，一大块骨头沉默不语，在锅里忍受着高温的煎熬。 “这炖的是啥汤呀？”我问道。母亲急忙过来说：“牛骨髓汤，你估计都没喝过。”“真香啊！”我感叹着。 这天午饭，我喝了两大碗汤。很可惜，肚子却不争气起来，整个下午，我不停地往后院的厕所跑。母亲一边帮我挡鹅（母亲在后院养了两只鹅，看到生人会追啄）一边不停埋怨自己：“我多兑些水就好了，我多兑些水就好了。” 母亲对我们的爱，多像她熬的牛骨髓汤啊，浓到我们接受不了。 返回的日子，转眼就到。东西早在前一天就收拾好了，而离开的那个早上，总觉得自己少收拾了什么，坐在那里，想了许久，却又想不起来自己到底落下了什么。 我和妹妹，拉着满满两箱母亲做的布鞋上路了。还是那个路口，车子却朝相反的方向开去。 母亲和弟弟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我和妹妹许久都没有说话。 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家呢？我突然醒悟过来，我是把自己的心，落在了家里。
楚秀月：新疆人。现居陕西省宝鸡市。法名丹增桑启。2016年5月21日开始业余写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