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友提问：
历史上苏轼、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关系怎么样？
优质回答：
看到这个问题，我不禁为老苏感到不平，我认为历史欠他一个公道！
苏轼和司马光
苏轼和司马光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好的，司马光比苏轼年龄大接近20岁，算是苏轼的长辈。当年苏洵带着两个孩子进京，大家看了他们的文章都非常赞赏，司马光也对苏轼推崇有加，所以苏轼和他关系是非常好的。（后来乌台诗案发生后，司马光还因为苏轼受到牵连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司马光就被罚了点钱）
苏轼和王安石
这两人倒也有得一说，首先两人同居唐宋八大家之列，可见两人都有出众的才华。另外苏轼和王安石一样，都主张通过变法改变宋朝当时积贫积弱的局面。他们虽然是政敌，但私底下交情还是不错，毕竟有才之人心心相惜。（乌台诗案发生后，王安石也曾向宋神宗求情，苏轼被流放时，二人也见过面畅谈过人生理想）
乌台诗案
但是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太过于激进，有很多地方不符合当时的国情，所以苏轼在这一方面是比较反对王安石的，他多次批评王安石，有的时候发文章反对，有时写诗写词。但是后来王安石也不顺利，所以其实最后变法的主导人是宋神宗，苏轼此时反对变法其实就是反对大老板，因此就有人拿他写的东西做文章，说他是在讽刺宋神宗（第一个打小报告的就是沈括），沈括说完之后宋神宗其实不以为然，因为沈括此人平时就是投机倒把分子，人品不太好。但后面很多人都弹劾苏轼，宋神宗就相信了，还很生气，把苏轼抓起来审讯，差点要了苏轼的命，好在苏轼太有才，喜欢他的人多，经过多方求情，苏轼逃过了这一劫（这就是有名的“乌台诗案”）。
后来司马光上台后，全面否定新法，主张恢复旧制，苏轼更是竭力反对，他觉得司马光太过于保守，又批评司马光，还骂司马光是“鳖厮踢”。但其实否定新法的是保守派整个大团体，尽管司马光和苏轼交情好，但其他人还是会排挤苏轼，所以苏轼再次遭到流放。
小结
所以总得来看，苏轼是被那个时代耽误了。要才华有才华，要政治抱负有抱负，结果偏偏总是被两头挤。革新派当权时，他反对王安石变法，觉得太偏激，被流放；保守派当权时，他反对司马光，觉得太保守，又被流放。
而自己又没有掌握大的政权，政治抱负一直难以施展，可以说是时代的悲哀。（仔细研究你会发现乌台诗案前后，苏轼的改变是非常大的）
不过就我个人来看，我还是很赞成苏东坡的，力求革新又不过于偏激，即使被流放依然活的潇洒，政绩斐然，做了很多利民工程（比如修缮西湖，疏河浚，造苏堤等等）！
（关于整个乌台诗案及北宋变法，其实还有很多可写的地方，这里只是略微提了一下，点到为止，希望能够抛砖引玉，吸引更多优秀的创作者参与讨论，给出更多优质回答，谢谢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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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有句古话：生意归生意，朋友归朋友。
这三个人应了这句话。
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，于事为公，于学问为私。在党争的痼疾上，公私分明。苦了华夏民族人。
王安石主张变化，触碰了官僚利益。
苏东坡在徐州发明了东坡肉。
《资治通鉴》的作者。
同是一代文豪，咋就救不了宋王朝？真有学问吗？那是当然。与历史洪流堪不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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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人生于同一时代，斯为中国文坛之大幸！然，又是中国政治之大不幸！三个人几乎都被推到政治的波尖，所以，个人的功名进取、治国平天下心理，必定是相互排斥，不能达成一致！人之自私性于此可见一斑。况且，政治的解决办法，恰恰是多方面的，不过各执一词耳！
三人同为欧阳修所提携，为范仲淹和曾巩赞赏。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真正反目在王安石拜相之后。王安石推行新法，不料，过去的朋友之司马光，一反常态，变成激烈的反对派和保守派。从此可见，朋友之间的裂痕，往往不是发达者的张扬，而是不发达者的不平。王安石对待司马光，也还算是客气，遣送到翰林院，让他编订史书了。
如果王安石变法能够成功，中国将呈现另外一局面。待到王安石变法失败，司马光拜相，于是尽废新法。两人之间矛盾可谓不可调和矣！在两人之间的苏轼，显得更加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，变法者已经有王安石，保守者已经有司马光，而苏轼的天才不在王安石之下，更是远远超乎司马光之上。于是苏轼的行动就有些可笑而可惜，王安石时代他守旧，到了司马光时代，应该是司马光的朋友了吧？可是苏大学士又皱着眉头说话了：我觉得新法也挺好的！
于是无论王安石时代还是司马光时代，苏轼被贬来贬去，周游了半个南中国，也留下来不朽的作品。往事忘矣，斯人远矣！没有天才的中国是悲哀的，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天才的中国，同样可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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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是宋朝同一时期的文人政客，王安石是革命派变法的主张，司马光是守旧派，是王安石政敌，苏轼是中正的，哪边不好批评哪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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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三位如果说交集的话就是宋神宗继位之初，仁宗英宗两朝苏轼还是政治新星，王安石也只是在地方任职，只有司马光才是真正的朝中大佬。
到神宗朝是个分水岭，二十几岁神宗要锐意进取，改变现状。司马光作为股肱之臣提出意见之后，以明哲保身的做法编《资治通鉴》去了，这样神宗才启用的王安石。王安石提出的新法确实得罪了一些人，但这些人却实实在在的是贵族集团。
王安石变法期间司马光在洛阳修书，苏轼贬到湖北黄冈做团练副史去了。就是这以后，在神宗死后，作为贵族的太皇太后高滔滔把持朝政后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集团彻底废除了新法，但是苏轼却极力反对，这不值得人们细品吗？
司马光编《资治通鉴》确实伟大，但中国历来都是有能力的人，人格也一定高尚，这真不一定成立。至少司马光在人生最后几年打破了宋朝一个规矩，就是文人自此以后再也不能畅所欲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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