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南日报·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陈普庄
又见李佩甫先生。
上一次采访，是今年8月在郑州。因为《文学里的村庄》大型融媒体报道中红旗渠有关题材，记者慕名而至，他娓娓道来。当年他深入太行腹地，写就了《难忘岁月——红旗渠的故事》《红旗渠的儿女们》等电视剧本。时隔多年聊起，他依然对太行山的壁立万仞充满敬畏，对中原儿女的坚韧不拔心怀敬意，对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倍感自豪。
这一次，李佩甫携长篇小说《羊的门》而来，在长沙乐之书屋雨花店，第二届岳麓书会“七进”系列活动分享会现场，他与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阎真围绕“平原上的足迹”展开对谈，与读者探讨交流中原文化的书写。
20年农村生活，长篇是个力气活
《羊的门》是李佩甫的开创性代表作，也是“平原三部曲”开山之作。
小说1999年首次出版，以现实主义的冷峻，洞透了中原这块古老大地的精神内核，深刻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社会形态、文化形态、大众心理。
“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是我的精神家园，也是我的写作领地。”对谈中，李佩甫说，多年的农村生活，给予了他丰富的素材积累。
“写长篇，是个力气活”。
他生于1953年，七八岁时，挨过饿。每周六，李佩甫会背上书包到十公里外的姥姥家，为的就是能吃几顿饱饭。逢寒暑假，他还会在姥姥的村子里帮大人割草，“割5斤草可以记一个公分”。
有人统计，在《羊的门》里，写了24种草。关于草的记忆，大致来源于此。
“那时候跟农村孩子一块去地里割草，偷一块红薯，摸一块玉米，是饥饿年代的记忆，使我成年之后对这块土地有了更多同情和理解，所以我每写到中原的时候，精神上是有痛感的。”
李佩甫将自己的写作方式概括为“笨办法”。他用了20年，才确定了自己的写作方向——平原。“我作为知青下乡时干过生产队长，熟悉相当一部分支部书记，跟他们去开会，和他们一块吸着旱烟，嘴里骂着人。搞专业创作之后，又挂职当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，常年到农村去，生活积累了差不多20年。我找到了平原这个写作方向，首先是我家乡一两个县，后来是三五个县，后来变成了心中再造的平原。”他回忆道。
《羊的门》书名是拿来主义
“《羊的门》书名三个字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内涵和隐喻？”对谈中，阎真的提问，也代表了许多读者心中的求知欲。
李佩甫的回答出人意料。
“写这个长篇时，我认为中原这块土地是一块‘绵羊地’。”李佩甫解释道。作为河南人，他了解河南人，了解中原文化精髓和历史渊源。
“中原这片土地上的人，是是最听话，最老实的人，中原文化，是含蓄、最包容，也最具感化力的文化。”李佩甫如是概括，这就是“绵羊地”之所指。
“《羊的门》写的是以忍和韧为生命状态的土地，把人当作植物来写，书稿写了很长时间，小说却始终没有起好名字。”他是个无神论者，但从小海量阅读的他，曾在枕边放着一本圣经，“有一天半夜睡不着觉，爬起来翻开那本书，突然看到一句话，‘我就是门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’，我觉得找到了长篇的名字。”
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
李佩甫有个习惯，每到一个县，首先找来县志看看。有三个重复出现的词让他触目惊心：“饥”“大饥”“人相食”。
这样的记载，在他当年采访林州红旗渠时，见到过，在他挂职于地方时，震恸过。
李佩甫说，中原这个地方，一马平川，四季分明，平均气温16.8℃，是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，但在历史上战乱频仍，洪涝屡发，灾难深重。
“吃苦耐劳、败中求生、小中求活、生生不息。”历史和自然环境，造就了中原百姓的性格底色。
《羊的门》中，呼家堡当家人呼天成用四十年的时间，把村子里培养出的人才一个一个地送去城市，让村庄一步步地走向繁荣。他的身上，积聚了中国社会近四十年的时代风云。
“因为我们民族历史背景太宏大，苦难深重，到了这个阶段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和生存状态。我当年想写人与土地的关系，想把人作为土地上生长的植物来写。我们这样的土地，最好的植物会长成什么样子呢？”他花了20年时间，塑造了呼天成这个角色。
“改革开放40年，河南人终于吃上了饱饭。”李佩甫说，现在河南人见面极少用“吃了吗”这句问候语，这个文化符号的消失，折射了一种最伟大的成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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